那年我才六岁,父亲王书文便将我抱到膝上,握着我的小手,一笔一划在宣纸上写下“诗韵”二字。阳光从窗棂斜进来,落在他的青布长衫上,也落在母亲林婉柔美的侧脸上。她正在一旁绣花,针脚细密,唇边总是含着浅浅的笑。那时候,我们家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书香门户,父亲教我识字、背诗、识礼,母亲则教我女红与持家。我像一株被精心照料的兰草,在父母的呵护下,渐渐长成镇上人人夸赞的书香女子。
可好日子在十三岁那年戛然而止。
那是个秋风萧瑟的午后,军阀的队伍像一群饿狼般闯进村子,枪声、哭喊声、皮靴踩在泥地上的闷响混成一片。父亲被他们反绑着双手拖走时,还回头冲我和母亲喊了一句:“好好活着!”他的声音很快被马蹄声吞没,从此再无音讯。村里人都说,他多半死在了哪个不知名的战壕里,连尸骨都寻不回来。
父亲走后,留下了三间青砖瓦房、十几亩好田和一笔不算菲薄的银钱。母亲变卖了两亩薄田,勉强维持体面,我得以继续去镇上的女子学堂读书。日子清冷了许多,却还不至于窘迫。母亲每日依旧梳着光滑的发髻,穿着素净的蓝布衣裳,腰肢纤细,眉眼温婉,依旧是村里最惹眼的美人。只是夜里,我常听见她独自在房中低低地叹息,那声音像秋叶落在井水里,幽幽地沉下去。
父亲离去后的第二年春天,麻烦找上了门。
那人叫赖狗子,是村里出了名的癞皮狗。三十多岁,长得又黑又瘦,脸上满是烂疮疤,头发常年油腻腻地黏成一绺一绺,身上永远一股子馊臭的酒气与汗酸。可村里的闲汉却私下里传,他那玩意儿奇大无比,不知祸害了多少小寡妇和不敢声张的良家妇人。
起初他只是隔着院门探头探脑,目光像两条湿滑的蛇,在母亲身上来回游走。后来胆子越来越大,竟敢直接推开虚掩的木门,倚在堂屋门槛上,咧着满口黄牙笑。
“婉娘啊,”他拖长了声音,舌头在嘴里打转,“你家男人走了都一年多了,这大床上就你一个人躺着,夜里冷不冷啊?要不要哥哥我进去,给你暖暖被窝?我那根家伙可粗可硬,保证让你一晚上都合不拢腿,哭着喊着求饶……”
母亲当时正在擦拭父亲留下的书架,闻言猛地转过身,脸颊瞬间涨得通红。她抓起扫帚,声音发颤却带着怒意:“赖狗子!你给我滚出去!再敢胡说八道,我就喊人来把你绑了送官!”
赖狗子却不恼,反而笑得更猥琐,伸手在自己裤裆上隔着破布裤子抓了一把,夸张地挺了挺腰:“哟,嫂子还挺烈。哥哥就喜欢你这股子劲儿。等哪天你忍不住了,可别怪哥哥不怜香惜玉……”
我躲在里屋门后,透过门缝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母亲紧咬着下唇,手里的扫帚抖得厉害,而赖狗子那双浑浊的眼睛,却在笑意里透出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贪婪。他临走前,还故意朝我藏身的方向瞟了一眼,仿佛早就知道我在偷看。
那一刻,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猛地攥紧,恐惧像藤蔓一样从脚底爬上来,缠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
我不知道,这个丑陋的男人,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灾祸。更不知道,母亲在一次次拒绝之后,那紧咬的唇角里,是否已经藏起了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动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