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在结婚纪念日这天，坐在警视厅附近那家常去的居酒屋里，对着满桌的烤串和空酒瓶发呆。
窗外的霓虹灯将米花町的夜色染成暧昧的红蓝色，偶尔有警车呼啸而过，鸣笛声像是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搏。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——六月十九日，十八年前的今天，我穿着白无垢走进毛利家的那一刻，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
“再来一瓶清酒。”我对走过来的老板娘说道，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沙哑。
“妃律师，您今晚喝了不少了。”老板娘犹豫地看着我，“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？”
“我说再来一瓶。”我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已经带上了几分不耐烦。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很狼狈，精致的妆容大概已经花了一半，盘起的发髻也有些松散，几缕发丝垂在耳际。可我懒得去管这些，反正等会儿要见的那个人，大概也不会在意。
老板娘叹了口气，转身去拿酒。我重新将目光投向窗外，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倒影——三十六岁，女律师，独立，强势，在法庭上从未输过任何一场官司。可此刻这个女人的眼睛里，却写满了连自己都无法直视的空洞。
八点十五分，居酒屋的木门被推开，挂着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抬起头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——深蓝色的西装皱巴巴地贴在身上，领带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，头发乱得像是刚从什么地方爬起来。
毛利小五郎。
我的丈夫。
“哟，英里，你来得真早啊。”他一屁股坐到我对面，招手就要酒，“老板娘，先来一杯啤酒！”
“你已经喝过了？”我看着他那张泛红的脸，闻到他身上浓郁的酒气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沉下去。
“啊，下午接了个案子，委托人请客，就喝了几杯。”他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，然后像是才想起什么似的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扔在桌上，“喏，给你的。”
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银色的项链，吊坠是个小小的四叶草形状。廉价的金属，粗糙的做工，大概是在车站前的饰品店随手买的。我盯着那条项链看了很久，直到视线开始模糊。
“你不戴上试试？”小五郎端起老板娘刚送来的啤酒，一口气灌了半杯。
“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。
“什么日子？星期五啊，怎么了？”他眨着眼睛，一脸茫然。
“六月十九日。”
“六月十九……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忽然拍了拍额头，“哦，结婚纪念日！哈哈哈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来来来，干一杯！”
他举起杯子，脸上是那种我见过无数次的、漫不经心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彻底断裂了，不是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而是无声无息的、像是被温水煮过的玻璃，在某个瞬间悄然碎成了粉末。
“你忘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“这不是想起来了吗？别那么较真嘛。”他又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开始抱怨今天接的案子有多麻烦，委托人有多啰嗦，警视厅的目暮警官又有多多管闲事。他说得唾沫横飞，仿佛对面坐着的不是自己的妻子，而是某个可以随意倾诉的酒吧女郎。
我默默地喝着酒，一杯接一杯。清酒入口微甜，入喉却像刀子一样割过。我想起十八年前的今天，他穿着租来的西装，站在神社里对我傻笑的样子。那时候他还是警视厅最有前途的年轻刑警，意气风发，眼神明亮得像是装了星星。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的计划——买一栋带院子的小房子，生两个孩子，养一条狗，周末一起去海边。
可是后来呢？
后来他辞职了，开了这家侦探事务所，整天喝酒、赌马、看冲野洋子的演唱会录像。我在律师事务所拼死拼活地工作，从助理律师一路做到合伙人，每一场官司都要准备到凌晨三四点。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，从无话不说变成了无话可说，最后连吵架都懒得吵了。
三年前，我搬出了那个家，在米花町的另一端租了一间公寓。我们没有离婚，没有争吵，甚至没有正式谈过这件事。只是某一天，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给他留了一张便条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没有打电话来问，没有来找我，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“喂，英里，你在听吗？”小五郎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说，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就是那个什么财团继承权的官司。”他又叫了一瓶酒，已经喝得满脸通红。
“赢了。”我简短地回答。
“不愧是妃律师啊！”他夸张地竖起大拇指，“我老婆就是厉害！”
“你老婆？”我忽然笑了一声，那声音连自己都觉得刺耳，“你还记得我是你老婆？”
“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不是还没离婚吗？”他嘿嘿笑着，伸手想要拍我的肩膀，被我躲开了。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“行行行，我知道你嫌弃我，不碰你就是了。”
“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奇怪吗？”我盯着他，酒精让我的视线有些模糊，但大脑却异常清醒，“三年了，毛利小五郎，整整三年没有住在一起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搬走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挽回什么。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八周年，你穿着不知道几天没洗的西装，在居酒屋里喝着不知道第几杯酒，然后告诉我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
“我说了我想起来了！”他的语气也开始变得不耐烦，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大老远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吵架？”
“我想怎么样？”我重复着这句话，忽然觉得可笑极了。是啊，我想怎么样呢？我想让他变回从前那个男人，想让他记住我的生日、我们的纪念日，想让他关心我累不累、有没有好好吃饭，想知道他到底还爱不爱我。可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，因为我太骄傲了，骄傲到宁愿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，也不愿意在他面前露出半分软弱。
“算了。”我站起来，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拍在桌上，“这顿我请。”
“诶，这就走了？”他喊住我，“你才喝了多少……”
“够了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再多喝一点，我怕我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”
我抓起包转身就走，风铃在身后再次响起。夜风吹在脸上，带着初夏微凉的气息，却吹不散我心里的燥热。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，高跟鞋踩在柏油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路过一家又一家灯火通明的店铺，看见一对又一对相拥而行的情侣。
凭什么？
这个念头忽然从心底冒出来，像是一株疯长的藤蔓，迅速缠绕了我整个心脏。凭什么我要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？凭什么我要在这样的夜晚独自舔舐伤口？我在法庭上可以舌战群儒，可以把对手逼到无路可退，可以为了委托人不眠不休地战斗。可是面对自己的婚姻，我却像个懦夫一样选择了逃避。
我停下脚步，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一条陌生的小巷里。巷子很深，两侧是老旧的低层公寓，路灯昏黄，角落里堆着几个垃圾袋。这里和米花町繁华的主干道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巷子深处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了。暖黄色的光从门里倾泻而出，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男人倚在门框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他看起来很年轻，大概三十出头，五官深邃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“这位女士，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晃荡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蛊惑力。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我警惕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攥紧了包带。
“别紧张，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……”他歪了歪头，像是在斟酌用词，“需要一些帮助。”
“我不需要帮助。”我转身要走，却听到他在身后轻笑了一声。
“是吗？那真是太可惜了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，“我还以为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一定有很多积压在心底的委屈无处发泄呢。”
我停住了脚步。
他说中了。那个瞬间，我像是被人看穿了所有伪装，所有的坚强、所有的骄傲、所有的若无其事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可笑的假象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，喉头发紧。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“一个路人。”他掐灭了烟头，朝我伸出手，“不过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——一个让你彻底放下所有包袱，把所有的不甘和愤怒都发泄出来的机会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有一份合同，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，递到我面前，“签了它，你就可以暂时卸下所有的责任和身份。不需要再当什么精英律师，不需要再维持什么体面，只需要遵从内心的欲望就好。”
我接过那张纸，借着路灯的光看了起来。那是一份打印好的文件，格式很规范，措辞也很严谨，看起来确实像是某种合法的合同。可是当我看到标题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《自愿奴隶申请书》。
“你疯了？”我抬起头看着他，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，“这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“一份让你获得自由的合同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当然，从法律角度来说，这份合同没有任何效力，只是一张纸而已。但是对那些签了它的人来说，它代表着一种解脱——从日复一日的压抑中解脱，从永远无法满足的期待中解脱，从那些你明知没有意义却还是放不下的执念中解脱。”
“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报警抓你？”
“你当然可以。”他耸了耸肩，“但你不会的。”
“凭什么这么肯定？”
“因为如果你真的想报警，在看到这份合同的第一秒就会转身离开，而不是站在这里跟我说话。”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目光像是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了我所有的伪装，“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心动了。对不对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。
是啊，我心动了。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无比羞耻，却又无比真实。我确实累了，累到不想再当什么独立女性、精英律师，累到不想再维持那副永远强势的外表。有无数次，我在深夜独自喝醉的时候，都会幻想自己能彻底放纵一次，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。
“签了它，你会得到什么？”我听见自己问。
“你会得到一次彻底释放自己的机会。”他微微眯起眼睛，“当然，你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——比如自尊，比如体面。但如果你真的受够了现在的生活，这些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我再次低头看向那份合同。纸上的字迹在昏暗的路灯下有些模糊，但我还是能看清那些条款的内容。它们详细规定了“奴隶”需要遵守的规则——无条件服从、不得拒绝任何要求、放弃所有隐私权利……每一条都在挑战我的底线，每一条都在践踏我的尊严。
可我却鬼使神差地从包里掏出了笔。
“英里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听到自己的理智在尖叫，在歇斯底里地呐喊，“你疯了吗？你是妃英里啊！你是东京最厉害的女律师之一！你怎么能……”
可是我的手还是动了。
笔尖落在纸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一笔一划，工整得就像在签署某份重要的法律文件。签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，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
“很好。”那个男人接过合同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“欢迎你，妃英里小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谁的妻子，不再是谁的母亲，不再是什么精英律师。你只是一个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，“一个需要被好好调教的奴隶。”
“我……”我想要说话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“别害怕。”他伸出手，轻轻抬起我的下巴，“你会喜欢上这种感觉的。毕竟，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用想、什么都不用负责的时候，才是最轻松的，不是吗？”
我闭上眼睛，眼泪终于顺着脸颊滑落下来。
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但我没有后悔，因为比起现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麻木，或许任何一种极端的痛苦都算是一种解脱。
居酒屋里小五郎那张漫不经心的脸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，还有兰那双清澈的眼睛。我忽然想，如果她们知道我此刻在做什么，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？
大概会很失望吧。
不，或许连失望都不会有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大概早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了。
那个男人将合同收进口袋，朝我伸出手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“去哪里？”我听到自己问。
“去让你明白，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某种危险的温柔，“什么叫做真正的——放下。”
我看着他伸出的手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握了上去。他的手很温暖，指节分明，力道恰到好处，既不会弄疼我，也不会让我轻易挣脱。
巷子里的风忽然大了起来，吹得路灯上的风铃叮当作响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，那条通往繁华街道的路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，一切都那么正常，那么秩序井然。
可我知道，自己再也回不去了。